穆勒提到：
“语言显然是思维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不言而喻，这个工具所具有的任何缺陷以及对它使用方式上的任何缺陷都会加倍地干扰和迷惑这项工艺训练，都会损坏对已有成果的信任。……在未熟悉各种语词的含义和正确用法之前就去研究科学方法，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这无异于在未学会正确使用望远镜之前就去做天文观察。”
我们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各种产生于朴素事实有效性的命题系统中使用它。但在我们使用这个工具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以语言阐释为逻辑学的开端，我们就无法研究命题的含义，进而证明语言阐释让对命题含义的研究几乎是必然的。这一点即是纯粹逻辑学的关键着眼点。
据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预设，除了利用这种纯粹逻辑学去建成那些数学的命题系统之外，我们还要通过语言阐释去寻求与这些命题有关的哲学明晰性，即
”明察在这些命题的观念可能的运用中起作用的认识方式的本质以及随同它们一起构成的意义给予（Sinngebung）和客观有效性的本质。“
这些命题指纯粹逻辑学命题，如：“A = A”（同一律）、“若 p→q 且 p，则 q”（假言推理）、“概念具有外延与内涵”等——它们不是经验归纳的定律，而是观念性（ideal） 的、普遍必然的命题。
观念可能的运用（ideell mögliche Anwendung）指的是在命题中的那些不受限于现实时空、心理能力或语言载体的可能性条件，例如：“2+2=4”不仅对“我此刻用纸笔计算”成立，也对任何理性存在者、在任何可能世界、用任何符号系统（只要其符合算术结构）都成立。
起作用的认识方式（die wirkenden Erkenntnisweisen）不是指“我用归纳还是演绎”，而是指使认识得以可能的意识行为类型（Aktarten），例如在“这朵花是红的”这个命题中，“红”如何被统摄为谓词的方式，“这朵花”被立义为同一对象的过程。
意义给予（Sinngebung） 则表达一种意识活动具有构造意义的事实。不是“人主观赋予意义”，而是意识活动本身具有的构造功能： 意义赋予是动态的，而意义也不是现成的，而是在行为流中被一步步构成的。
客观有效性（objektive Geltung） 指命题的真理性不依赖于任何个体意识（哪怕全人类都错了，“2+2=4”仍有效）。
最终我们要明察（Einsicht） 在前面的场景中的上述内容。这里的则为现象学的方法论埋下伏笔，而明察的内容也组成了胡塞尔第一研究的主要内容来源。
综述之后，胡塞尔进一步解释这种语言阐释：
”这里所涉及的不是经验的、与某个历史上已有的语言相关的意义上的语法阐释，而是涉及最普遍种类的阐释，这些阐释属于一门客观的认识理论以及——与此最密切相关——思维体验与认识体验的纯粹现象学的更广泛领域。“
现象学就是要研究那些在直观中可把握、可分析的（体验的）纯粹本质普遍性，用本质概念和规律性的本质陈述，将那些在本质直观中直接被把握的本质，和建立在这些本质中的本质联系，描述性地、纯粹地表达出来。
以此，胡塞尔把我们从语言阐释引入了现象学的领域：
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neutral）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 一方面，纯粹现象学服务于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它纯粹直观地——尤其是作为思维和认识的现象学——在本质普遍性中分析和描述表象的、 判断的和认识的体验，心理学将这些体验经验地理解为动物自然现实关系中的各种偶然实体事件，因而只对它们做经验科学的研究。 另一方面，现象学打开了“涌现出”纯粹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泉源”，只有在把握住这些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来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赋予它们以“明晰性”，这是认识批判地理解纯粹逻辑学的前提。
这句话是胡塞尔对现象学之奠基性地位的精炼概括。
“中立性”（neutral）一词是关键，它揭示了现象学在科学体系中的独特位置——既非自然科学，亦非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前理论的、描述性的本质科学。
胡塞尔用“中立”强调现象学的方法论悬搁（epoché）与无预设性：我们不问“体验是否真实发生”，只问“它如何被给予、如何显现”；我们不解释，只描述，如描述“回忆”行为的结构：滞留（retention）－原印象（Urimpression）－前摄（protention）；现象学还属于先验领域，为所有科学提供“可理解性条件。
一方面，现象学为经验心理学的本质奠基。心理学将“判断”当作自然事件（如神经放电、反应时），在因果框架中解释它，而现象学分析“判断”其本质结构，比如判断必有主词−谓词结构、总预设对象同一性、可有明见性等级（模糊猜测 vs 直观确信 vs 逻辑必然）。
另一方面，这也是对纯粹逻辑学中意义给予的回溯。比如现象学通过分析“蕴含”这一观念如何在意识中被构成： 在直观中，我们可“看到”：若“x是方的”，则“x有四边”——这不是约定，而是在范畴直观中直接把握的本质联系； “假言推理”之所以明见，是因为它复现了这种意义整体的部分−整体关系（如“方”已包含“四边”）。
逻辑概念不是天上掉下的符号，而是从意识意向性活动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只有回溯到这一生长过程（如“对象性”“同一性”“关系性”如何被构造），逻辑才获得认识论上的明晰性——即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