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仍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地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这一论断的核心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构成性条件：当社会再生产依赖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M–C–M′）时，经济关系便构成“现实基础”，而法律、政治、意识形态是其上层建筑。
这一判断已被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反复验证：20世纪所有试图彻底废除资本逻辑的社会实验，或因无法组织有效再生产而解体，或在实践中回调至与资本循环的某种制度性妥协。所有成功维持大规模工业化社会的制度，无论其自我宣称为何种意识形态，皆在事实上承认资本积累作为经济过程的核心机制。技术进步、金融创新、全球化并未削弱这一逻辑，反而将其扩展至新领域——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碳排放权可交易、注意力被定价，皆是资本化过程（capitalization）的延续。
因此，我们无法“超越马克思”，不是因为其理论正确，而是因为我们尚未发明另一种可行的、能支撑数十亿人日常再生产的组织方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一个世纪），人类仍将运行于马克思所指认的历史地层之中。
一、现实性：从经验观察中识别制度差异
理论始于观察。
（1）美国社会的运行特征
个体与其制度的联结，主要通过税与法律实现。法律体系（尤其普通法传统）的演化方向，是降低资本循环的交易成本，保障产权的可转让性与契约的可执行性。
重大制度调整大多发生于资本趋势引发系统性失序之后，而企业行为常先于政策变动。比如平台公司算法调整早于FTC听证，回购股票规模持续高于工资增长，即便在宣称“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之后。而政治争论围绕“如何更好服务市场”，而不是“市场是否应被质疑”，比如美国两党均支持减税刺激投资，分歧仅在规模与对象。
我们从中观察出，资本运动被接受为社会运行的自然基础，政治系统被用于调节机制。
（2）中国社会的运行特征
制度运行的底层接口是政党—制度—话语的一体化结构，关键政策（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碳目标、新型举国体制）由中央顶层设计启动，经试点验证后推广，而并非完全源于市场反馈。资本被允许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其活动边界是由政治系统设定的。比如2021年“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写入中央文件，2023年《反垄断法》修订将“数据垄断”“算法合谋”列为重点，而不是传统的价格垄断。
当经济逻辑与集体目标冲突时，政治系统可动用非市场手段校正。比如房地产的“三条红线”直接约束企业融资行为，而不是等待市场出清。
这里的合法性不仅来自经济增长，同样来自对历史方向的把握：如“民族复兴”“共同富裕”构成政策正当性的叙事。
与美国社会对比，经济过程被视作可被政治系统定义与引导的对象，而非自组织系统。
这些观察本身是中性的。它们构成原始经验材料，尚未成理论。
二、以马克思的历史判断为解释框架
如果我们仅停留于经验描述，就很容易陷入“美国重市场、中国重政府”的表面归纳，所以我们引入了马克思对资本趋势的历史性判断，去深度解释这里的差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强调：
“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的生命在于价值增殖。” “这一运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他所分析的19世纪英国，正是资本趋势未被政治系统根本性质疑的历史状态——即“前批判阶段”：经济关系被视作自然给定，国家仅作为“守夜人”保障契约执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前马克思的自然趋势”——它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在马克思之前”，而是逻辑意义上的“未经历马克思式批判的资本自律性展开”。
马克思本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明确，先锋党不仅是阶级的代表，更是无产阶级的自觉成分，承担组织经济、教育群众、定义未来的职能。这就构成了对同一问题的回应：以政治力量介入资本趋势的展开路径。
由此，前述经验观察被能够被总结出来：
美国制度实践，可被理解为延续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前批判阶段”逻辑——资本趋势未被系统性质疑，制度演化围绕其自律性展开；而中国制度实践，可被理解为对马克思“过渡时期”命题的制度化探索——承认资本趋势的现实力量，但以政治系统争取对其节奏、方向与分配的主导权。
理论提供了一种因果显著性的识别标准，当某社会将经济关系视为一种给定的实存，其制度响应必滞后，而当某社会将经济过程视为可塑的对象，其制度响应就变得可前置了。
三、构造性：作为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现实性观察与理论，我们构造出两种分析视角，类似于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中定义的理想型（Ideal Type）——为突显某些因果机制而做的单边强调（einseitige Steigerung），用以测量现实对理论模型的偏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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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逻辑：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构成社会再生产的主导机制，政治干预限于维护契约执行、降低交易成本与危机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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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逻辑：政治系统对经济过程拥有定义权与纠偏权，资本活动需服从于集体目标设定。
1. 经济社会逻辑
个体与制度的联系首先体现在税与法律上，而后者是前者的制度体现，本质上就是资本逻辑。
法律体系（尤其普通法传统）的演化保障产权可转让性、契约可执行性、降低资本循环的交易成本为方向。政治系统的作用，是为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M–C–M′）提供稳定环境，其干预限于危机后修复（如反垄断、存款保险）。政策争论基本围绕“如何更好服务市场”展开，而不是质疑市场本身的正当性。
这种逻辑可以理解为延续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前马克思时代”特征：
资本趋势未被政治系统根本性质疑，经济关系被接受为社会运行的自然基础。
美国虽经历新政、民权运动、新自由主义等调整，但其制度内核始终未对“资本作为社会再生产核心机制”提出系统性替代方案，故仍属此逻辑。
2. 政治社会逻辑
制度、政治关系、话语权力、定义权、甚至文化，共同构成社会运行的核心逻辑，而这一切，都是后马克思时代，基于阶级斗争、后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果。
政党作为总体性组织，不仅代表特定阶级，更承担定义进步方向、动员战略资源、校正系统偏差的职能。同前文所言，资本被允许存在，但其活动边界由政治系统设定，而当经济逻辑与集体目标冲突时，政治系统可动用非市场手段干预。此处不多赘述。
此一逻辑，可被理解为对马克思“过渡时期”命题的制度化回应——即：
承认资本趋势的客观存在，但拒绝将其接受为“自然”，转而以政治力量介入其展开路径，争取对节奏、方向与分配的主导权。
中国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为此逻辑提供了规范保障。
这里设立两种视角的核心目的是：第一，避免单一视角盲区，比如如果我们仅用经济逻辑，就会误判中国产业政策为临时干预的一种手段，如果仅用政治逻辑，同样会忽视美国资本被内化为制度的事实；第二，聚焦关键判准，不问是否有市场或政府，而是问当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发生冲突时，哪一方拥有最终裁量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动态开放：模型定义将随经验积累调整，其有效性取决于能否持续解释新现象。
四、零碎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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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从不宣称完备性。我们只是针对“资本作为社会再生产核心机制”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未来出现替代性再生产方式——我也希望能看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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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进行价值评判，不宣称任一逻辑“更先进”。美国模式在创新扩散、风险分散上具优势，这点我们也需要承认，而中国模式在系统抗冲击、长期规划上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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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皆非纯粹形态。美国有产业政策（CHIPS法案），中国有资本市场（科创板），分析重点在于主导性与切换点，而非标签归属。切换点识别：当某事项从“部门规章”升格为“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或从“法院个案裁决”转为“国会专项立法”，即标志主导逻辑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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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原则：两种逻辑皆运行于马克思划定的历史地层。所谓“后马克思”，不是在时间意义上的“延续”，而是一种哲学划分，只是基于历史的地基而已。
我们做的，是从现实出发，经由经典理论激活，构造出可操作、可检验、具历史自觉的分析工具，不是为了定义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的复杂性中，找到理解的方式。